摘要：清末两大社会群体——清朝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在1905年前后复杂的社会思潮背景中，分别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力图制造、控制社会舆论。而从他们的活动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关系中，又可观察到当时社会思潮隐与显的不同面相，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政治和思想的交织与缠绕。

　　190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动荡，思潮澎湃，整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大变革的前夜。在这个局面之中，两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群体——属于上层的清朝统治集团和属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均努力控制社会舆论(Public Opinion)的走向。从舆论学的角度来讲，此时社会舆论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的中下层，而客体则是上层的活动、言论以及其他中下层所共同关心的事件等。对于清朝统治集团而言，社会舆论已成为“另外一种权威”(卢梭语)，且不失为上层和中下层之间张力的来源之一。从历史实际可以看到，清朝统治集团在国势不振的情况下依然力图控制社会舆论，然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则同样尽力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从而对上层的清朝统治集团形成反弹和威慑。于是，在思潮不断嬗变的清末，朝野两大群体各自展开活动，在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和争夺中，展现出社会群体与社会舆论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幅精彩的历史图卷。

　　一、清朝统治集团的活动与社会舆论

　　早在嘉庆二十、二十一(1815、1816)年之时，龚自珍曾挥笔写下一组总题名为《乙丙之际箸议》的短论。在这组短论里，他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是龚自珍于中英鸦片战争前25年就提出的政治见解，然而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他没有看到战争的结局，更没有看到他反复论述的“自改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进。但这不代表他的思想在其身后就此完结，相反，“自改革”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在晚清不断被提及申论，已蔚为一股思潮，而1898年的戊戌变法更使这股思潮成决堤洪流之势，以致在进入20世纪以后，“自改革”的历史趋向再也非人力所能逆止了。

　　梁启超曾在20世纪初指出，此时的中国乃“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而“过渡者，改进之意义也”。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自改革”的旧梦依然萦绕在梁启超等人的脑际。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戊戌维新应该算是一次“劲改革”，似乎与龚氏之思路有所偏离。而更具诡论意味的是，庚子后中国所需要的全方位“改进”，竟由清朝统治集团以“自改革”的方式来进行了。

　　1901年1月29日，刚刚经历了义和团运动震撼和八国联军凌辱的清朝统治者们，“西狩”至西安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辛丑变法诏书》，郑重地向清帝国的臣民和盘寓中国的外人表明了政府变革的意向。它首先要为自己多年来丑陋的政治运作打圆场，同时为了表明变法合乎祖训，声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在寻找到变法的理论依据后，诏书又论说了清朝先帝变法之事例，云：“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人关以后已殊沈陌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沉痛的思考之后，所做出的不得已的决定。在这次漫长而悲凉的所谓“西狩”的逃难途电，那拉氏对多年来的政治风云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曾对人慨叹“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为换取国人同情而做出的示弱性表态，但由此亦可以折射出正是庚子事变和这次“西狩”的落难经历，使得慈禧产生了内疚心理，而这又不能不说是慈禧太后转向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何的执政实体，在其政治管理出现严重挫折，特别是像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统治官员这样背负着沉重中国传统的官僚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采用这样的措辞是无可厚非的。若以客观的立场看开去，此时的清朝统治集团仍有力量使用政治权势，企图从形式上去操纵社会的舆论风向(不过终究只是一种企图，且只是在形式上)。毕竟像这样一连发出多道变法上谕(诏书发出以后，清政府又连续发诏颁布变法措施)，不禁会使人想起三年前短暂的戊戌变法那令人振奋的情形来。虽然清朝统治集团权威的衰落及其国祚的日微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它依然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变法诏书》，其目的当然还是要挽回失落的人心，特别是作为异族统治集团，需要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人的双重攻击，从而稳固自己将倾的帝国大厦。对此，社会舆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诏书颁布以后，从舆论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反应比较冷淡。当时流行的各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或刊行的一些论说性的小册子，对诏书的内涵一时还无法完全把握，因而随声附和者与激烈批评者固均有之，但似乎持观望态度者仍占多数，故对于新政诏书鲜见较为深入的议论和评说，只是偶有文章略带一点讨论的影子。如有人说：“各国政府不得已而改革大行，欧洲之文明于以成。是法而无变政之震荡，则奄奄一息，是与支那相去几何矣!”但这基本上也只是对诏书的阐释而已，而且连这样的议论也是少之又少。至于各级官僚，在“妥速议奏，实力奉行”的上谕召唤下，虽然不少作骑墙观，但还是有一些不甘于王朝倾覆者递上了奏折，其中最著名且又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二人于当年五、六月间联衔发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条陈“育才兴学”、“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等措施，颇受慈禧赏识，认为可以“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另外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驻俄大使杨儒条拟的《变法致强六策》和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变法平议》等。除此之外，其他官员便鲜有高明之论了。

　　新政措施逐步实施以后，很快就有人观察到其苟且的意图。康有为就声称新政乃“伪为变法”，不过是骗取国民的关注，从而保王朝的面子罢了。黄遵宪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不无鄙夷地说，廷枢“联翩下诏，私谓我辈目的庶几可达乎?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工具，所敷衍之策，比前有甚焉!……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人也”。可见，清朝统治集团的新政没有在社会上造成“火山大喷火”式的舆论语境。但是，它却毕竟由上及下地吹响了“自改革”的号角，推助了立宪思潮的勃兴。而正是在一片立宪的呼声中，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发布上谕，“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较为热烈的讨论。

　　对此事的关注，首先可以从出洋考察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遭刺杀这一事件直观地表现出来。“凶手”吴樾认定“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飏汤止沸，报薪救火”，而所谓的考察立宪只不过是清王朝“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易之皇基”的一场骗局而已。有人认为清政府“必不能实行立宪也明矣，即能行之，亦必非真正立宪，……吾汉人切勿为那拉氏之言所愚焉可也”。可见庚子后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已对政府彻底失望，而此部分中有相当的人后来转化为知识分子激进者。当然对此事件做正面评论的也有。在该上谕发布后，即有人声称“人人意中皆有大希望在前，以为年月之间，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甚至有人撰文夸赞清朝统治集团“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之中，无复专制政体之余地”，这次派五大臣考察必“将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危之痼疾”，高呼“盛哉斯举!其我国自立之权欤，吾人莫大之幸福欤”!

　　从世人对《辛丑变法诏书》的反应平淡到舆论对五大臣出洋的相对关注这一表象看，清朝统治集团控制社会舆论的手法似乎更高明了。可是，恰恰是舆论的关注说明统治者们已无力使社会舆论跟随在自己的指挥棒之下。因为，此时他们的政治言说得到社会关注的条件只剩下在社会思潮的巨大声浪中做出迎合舆论的决策。如果清朝统治集团依然故我，抛出与社会舆论违背的上谕或诏书，那么可能会得到铺天盖地的冷漠与尴尬。确如有人所言：“今之政府已不为百姓所信服，而且威力又实不足以慑服全国之人而使之翕然听命，稍一武断则祸乱随之。”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当一个形式上的政治实体连社会舆论走向都已无法控制的时候，其国祚已衰微到了何等地步。

　　二、知识分子的活动与社会舆论

　　在清末社会，活跃着一批“占中等社会之位置”、“自居于士类者”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基本上由传统的“士”脱胎而来，大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已逐渐蜕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由于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社会舆论主体的核心角色。其中无论是温和者抑或激进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时政作为话语中心，以社会舆论作为思想工具，立于社会思潮之巅，或婉言批驳，或激烈戕挞，在对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勇敢地承担起改良国政、革新民族的重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意义深远的桥梁。

　　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是“政体之最良者也”，而“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并断定“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其时，立宪思潮已开始迅猛发展，渐有成蔚为大观之势。“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整个清末社会因之而突现一派生气，不断有人对立宪之事进言，特别将中国与邻近之国日本进行比较，认为“其文同、其洲同、其国政风俗与中国相去未远”，所以“中国立宪，似以取法日本之宪法为宜”。关于立宪的细节问题，舆论认为“中国政府狃与专制之积习，民间则缺乏对于政府之信心”，故应设上下两院，“有两院以调和之，则法立而必行，下不至有疑虑观望之虞，上不至有倒行逆施之蔽”。不少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拯救中国的良药，拼命鼓吹君主立宪。与此同时，上层官僚中亦有人请立宪之事。1904年，身为驻法公使的孙宝琦上书政务处，要求实行立宪政体。他说自“奉使海外，日闻异族危论，推心疾首，无地可容”，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全邦本”。孙的言论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响，有人赞曰：“吾国大臣倡言立宪，自驻法公使孙宝琦氏始。事虽未行，然不可谓非与朝阳风鸣已。”

　　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充分认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竭力宣传立宪学说及其思想，把握舆论脉搏，把立宪思潮推向了顶点。可以说在此一时段的社会思潮中，立宪思潮无疑是一大显思潮。大量的知识分子奔走活动，制造社会舆论，为的就是立宪思想的付诸实施。而上层官僚的一些回应的声音，更是让他们看到了不少的希望。因为立宪思潮的实行者，必然是清朝统治集团，尽管他们是不情愿的，尽管他们的诚意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怀疑。

　　在国内立宪呼声鼎沸之时，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了外表强大的俄国。这更促进了国内立宪热潮的澎湃，许多人都认为这实际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指出“我国十余年来，每言及专制、立宪之问题，辄曰：‘专制不足以立国，何以俄国富强如此!’自有此战，而此疑释矣”。有的人更是大肆鼓吹：“新政不能大行，欲行中国，设立宪法其曷以哉?”1905年俄国又发生了革命，国内舆论更认为这是俄国在战败以后(恰如清日之甲午战争)思图变革，故希望中国也效仿俄国，施行变革。他们“日祷于帝，以祈彼玉成，日引余领，以听彼奏凯，又岂直为表同情而已”。至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

　　就在立宪思潮在全国已成大势，知识分子温和者们为社会舆论逐步向着自己理想的状态发展而欣喜之时，知识分子激进者却采用了另外一种思维走势，他们要用更为猛烈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彻底翻盘。其终极目的是要完全推倒清朝统治集团，把社会纳入共和政体的轨道。他们大多向往资本主义且激烈反满，一部分又有留洋经历，特别是其中的很多人都曾在日本亲身实地地感受了这个“甲午一役，骤与列强并驾；而今则极东之战，竟能屡挫强俄”国度的境况，因而他们的感受更为真实。他们要用自己所能展开的活动，造舆论之势，以达成自身心里所期望的目的。

　　1905年成立于东京的同盟会及其机关报《民报》是知识分子激进者此一时期重要的活动和言论阵地之一。同盟会的成立，使激进者们有了一个活动的据点，而前身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民报》创刊，更为他们打开了一片舆论的新天地。

　　知识分子激进者们以其强烈的民族热情，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声势。早期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集中反映了激进者们激烈的排满革命思想。《民报》发刊词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事半功倍，良非夸嫚。”汪精卫在其文章中开篇即说：“呜呼，满洲人寇中国二百余年，与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针对立宪之说，有人撰文正告日：“中国立宪难。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彼满洲即欲立宪，亦非其所能也。”另有人认为“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通过对这一时期激进者的言论进行爬梳可见，反满人、驳立宪、倡革命是他们的思想主线，无论他们使用的词汇有何不同，基本的思想主线是一致的。而激进者的革命共和言说以其彻底性吸引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注意，加之后来1905-1907年双方的思想大论战，革命共和思潮成为当时与立宪思潮并行的又一大显思潮。

　　其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激进者还是温和者，其整体性地反对当下的政治状况，各自拿出与现行政体不同的政治构想(尽管各自的底线不同)，其原因是什么?深究之，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克里斯玛(Chrisma)失落的现象。在清末知识分子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自1840年以来不断丧失，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更是将传统中最后一点英雄色彩的权威偶像打碎，没有观念偶像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偶像的重建，知识分子们便希图通过乱世的变革而涌现出新的英雄，从而完成克里斯玛失落后的偶像替代。这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他们企图用这样一种方式，使社会舆论注意到他们的思想内容，从而使整个社会在他们的引导下进行共同的文化反思，直至出现知识分子们所呼唤的英雄。那么这种英雄是怎样的呢?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祈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梁氏深知“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界”，所以，国民应群起而思考民族与社会的走向问题。若仅由“一二之代表人”去争取，多数国民只“助动”，在他看来，是绝不会成功的。

　　处在清末变动社会政治秩序中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各种途径，试图驾驭社会舆论，并努力把自己的理想与思索源源不断地向整个社会进行传播。

　　三、余论

　　1905年前后在中国近代思潮史上是很重要而且又很特殊的时期。在此期间，最为风靡的应该说是君主立宪思潮和革命共和思潮，堪称此时的两大显思潮。无论是在宣传的力度上，在影响的广泛程度上，此二思潮均非其他思潮可比拟。前文已提到，立宪思潮的当然执行者是清朝统治集团，尽管是极不情愿的。可在另外一个选择——共和政体面前，清朝统治集团自然力主选择前者，这恰好说明了历史的必然。且不说清朝统治集团是为了“国祚永固”，单从技术角度分析，立宪政体更接近政府现行体制，变化跨度相对较小，选择它亦是理所当然。至于共和思潮，有不少论者都认为是“革命派”的专利，其实未必。任何事物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激进者对共和思潮的宣传功不可没，而温和者的宣传(也许是反面的)同样作用巨大。譬如两家的论战，便对共和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以前似乎太过注重事情的结果，却往往因为忽略掉经过而丢失了真实。

　　在两大显思潮之外如暗流一般奔涌在社会群体之中的还有一股隐思潮，即民族主义思潮。它不但存在于知识分子群体中，在人民群众中，这种思潮也如暗流般奔涌。只是近代史料之浩繁虽向为史家所共喻，可要见到下层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所进行的表白却比较困难，即便有星点记载也多为略通文墨者之作，以致围绕这个群体的史料大多是“他者”的转述，于是出现了人民群众的群体“失语”现象，史家很难进入他们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世界。相对来讲，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族主义情愫更为彰显。

　　本文把民族主义称为隐思潮，是从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讲，但若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两大显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隐思潮支配的，因为先进思想的引入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振兴民族、强我中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被反复证明过。所以如果将清末各种思潮的不同层面加以分析，多可发现内中所隐含的民族主义的种子。有学者曾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此语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清末的民族主义含有狭隘的民族观，但其基本的取向，是有益于中国的民族建设和国家富强的。

本文链接：程尔奇：群体活动与社会舆论：1905年前后的清朝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 文章来源：共识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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