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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罗伯特·巴罗1996年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文，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统计分析（涉及1960-1990年的100个国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会增加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而存在近似“倒U型”的关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权利的继续扩大便会有害于经济增长。巴罗的结论使“收入和民主互为因果”的说法显得极其苍白。

 

　　第六，亚当o普沃斯基2000年的《民主与发展》一书颠覆性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任何水平都可以出现民主，区别只在于，比较富裕的国家民主存活的概率比较高。但人均收入高并不必然有民主，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当然还有利比亚）。

 

　　最后要提到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2007年的“重估'现代化假说'”一文（另参见2005年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阿西莫格鲁使用了1875年到2000年的跨国数据，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是，他考虑了影响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数的其他历史因素，这是一些被人们忽略的“具体到国别的稳定历史因素”。他发现，一旦这些因素的“确定影响”被控制，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就变得毫无关系，而且，教育水平也与民主发展无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别于“工程思维”的“制度思维”）。

 

　　阿西莫格鲁的背景“制度理论”是：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包括他著名的“双模式殖民地理论”）。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和平定机会）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在特定制度条件的作用下，一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发展，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和停滞。我在别的文章里批评了阿西莫格鲁的经济发展分析（见“产权国家论”，《领导者》2010年10月），但他这里的结论依然是有效的（“产权国家论”的“基因悲剧假说”是替代理论中的一个，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开）。

 

　　5，走向“制度思维”

 

　　“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发展史表明，什么时候“工程思维”取代了“制度思维”，结果就是思想的混乱和理论的倒退；什么时候恢复了“制度思维”，现实的面目就恢复了逻辑的说服力。

 

　　常识能够看到：在某一个时点上，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民主程度也越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民主国家也随之增加，而且，每一波民主浪潮的起落，也似乎与世界总体经济水平有关。“工程思维”的研究赋予这些常识以“科学的假象”，只有“制度思维”，才能通过类似“十大质疑”的思考重新给现实以“逻辑的秩序”。

 

　　人性的缺陷使人们往往偏向于形象和新奇，“人均收入高的地方民主水平高”同“冰淇淋消费高的地方犯罪率低”一样生动活泼，可这种统计结论都是错的，它们只能吸引有“工程思维”的人。“制度思维”提醒我们，民主发展其实是由制度文化决定的，而高冰淇淋消费其实只是高收入的一个反映。统计能够发现“相关”，但只有理论才能确定“因果”。利比亚能不能民主化、中国能不能民主化，都与人均收入毫无关系。

 

　　简洁的理论也许优美，但人们不得不对可能包含在其中的“反智倾向”保持警惕，因为“解释力”才是优美理论的要素，“简洁”不能以牺牲“解释力”为代价（“反奥卡姆剃刀原理”），否则，结果只能是“垃圾进，垃圾出”。如果现实就是复杂的，而人们却总期待用简单的理论去解释，这其实是人类退化的一种表现。真理是朴素的，但朴素的真理是在深邃智慧的光芒下闪烁其朴素的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