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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亭:两岸政治定位的分歧处理及建议

发布时间:2010-01-20 17:00 作者:王鹤亭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摘 要:本文以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为中心,结合实际,通过对国家与政府、两岸、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分裂与分离等基本概念进行学理上的辨析,以建立两岸政治定位分析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岸政治定位分歧诊断及处理的考察,认为“一个中国”框架下明晰的两岸政治定位有利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进而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中国代表权互补”两岸政治定位底线的建议,而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两岸政治定位也将有助于解决两岸“一个中国”意涵之争。


  关键词:两岸关系;政治定位;分歧处理


  随着台湾政局变动,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两岸也开始重启协商与谈判,政治僵局已存在松动的空间。但长期以来,两岸的政治歧见成为影响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对于两岸政治分歧原因、处理的考察,有助于打破政治僵局。本文围绕两岸政治定位,拟从相关概念的辨析入手,确立分析的理论基础,剖析两岸政治定位的分歧及其处理方式,最后尝试对两岸政治定位方案提出建议。


  一、两岸政治定位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辨析(一)国家与政府在国际法理论中,国家和政府是被严格区分的。“国家是定居在特定领土之上,并结合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权力之下的人的集合体”,[1]国家的外延是涵盖政府的,政府是构成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要素。至于国家存在的要件,国际法领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要素说(即领土、人民和政府或国家权力)[2]、四要素说(即领土、人民和政府及主权或与他国交往的能力或承认)[3]及多要素说(人口、领土、政府、主权、独立、遵守国际法的意愿、一定的文明程度及具有国家的职能等)[4]。对于这一分歧,英国国际法学者M.阿库斯特认为,承认等其它要素不过是具备领土、人口及“能对其领土有效控制和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政府”三条件的证明,[5]这当是较为妥善的看法。因此,一个“有效统治”、“能对其领土有效控制和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政府是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无论哪一种国家要素学说,“国家不能和它的政府等同,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不因政府变更而受影响”。[6]很明确的是,国家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的外延大于并包含政府。


  从两岸政治现实来看,国家与政府的概念不分也是造成纷争与误解的原因之一。大陆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政府和国家的用辞及意涵是严谨的;但台湾方面却有部分人故意将其歪曲引申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指政府,且不涵盖台湾),甚至将中国等同于“中共”,将国家与政府、政党混为一谈。


  (二)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所谓国家继承,指一国丧失其国际人格或丧失一部分领土时,它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转移给他国(一国或数国)的情况。引起国家继承的国家领土变更的情况一般包括领土取得和领土丧失两种,除了自然作用外,领土取得方式可以分为割让、占领、灭亡和时效,而领土主权丧失方式则有割让、放弃、灭亡、时效和叛变而致分离。[7]1945年台湾光复后,中国并未出现领土变更的任一情况。


  政府继承,是指在同一国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由于革命或政变而导致政权更迭,代表该国的旧政府为新政府所取代,从而引起的权利和义务的转移。对于革命或政变所产生对国家和政府的影响,国际法领域是有着高度共识的。著名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按照国际法,革命和政变是造法事实”,“由于单纯的革命或政变,法律连续性虽然在国内法上中断了,而在国际法上却是没有中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同一名称并不是国家人格的同一性所必要的。一国可改变其名称而不丧失其同一性”。[8]所以“一个国家既不因革命而消灭,也不因政变而消灭。这个原则不仅为国际法学说所一致同意,而且也是国际惯例所一致同意的”。[9]中国革命推翻了原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法上中国的国际人格是连续的、同一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取代旧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包括对台湾的主权),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于革命的影响,个别学者(如默克尔)有较为不同的观点和论述,认为“在有革命的宪法变更时,中断了旧宪法和新宪法之间的国内法律连续性”,进而“把革命的宪法变更的事实认为是国家的消灭”。但他们又认为,在这种所谓的“国家消灭”的情形下,“革命国家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于革命后的国家”,这样,“他们根据一个不同的解释,得到了和占有优势的学说一样的结果”。[10]所以,据此片面解读,认为革命导致中国已经分裂,是一种断章取义和不当引证。可以肯定的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更替是政府继承而非国家继承。


  (三)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和继承相伴的问题是对承认的辨析,即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承认是国家承认还是政府承认,承认的法律效力等。


  国家的承认一般是指既存国家表示对新国家产生的事实给予确认、接受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愿意与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和法律行为。而政府承认是指既存国家表示一个国家的新政府具有代表其国家的资格,并愿意与其建立或继续正常关系。当然,对新国家的政府承认也代表了相应的国家承认。政府不同于国家,在既存国家仅仅发生政府的更迭的情况下,则只发生对新政府的承认,而不发生对国家的承认,或者说“承认新国家不应与承认旧国家的新元首或新政府混为一谈”。[11]因此,遵循由继承到承认的发展逻辑可以推论,各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逐渐承认及对“中华民国”的逐渐不承认,属于政府承认的范畴,而台湾方面在谋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的国家或政府承认,以及台湾方面倒果为因地将“邦交国”的政府承认作为“中华民国在台湾”


  或“台湾”主权“独立”的依据,均严重违背了事实及法理。


  对于承认的作用和效力,国际法领域存在着国家承认“构成说”与“宣告说”的争论。“构成说”主张一个新国家通过承认才被升格为国际法主体,而“宣告说”则认为一个新国家在其成立时就已是一个国际法主体,承认只具有宣告确认的作用。但无论是“构成说”还是“宣告说”,对新国家的承认的效力和合法性必须基于这个新国家必须实属存在。“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构成事实的标志实际上确属存在的场合,这样的宣告才是有效的。”因此,“如果对于尚未从母国分离的领土部分承认为国家,那末承认国将负违反国际法的责任”,[12]而且“第三国可以承担将来不得以承认的方法使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取得法律效力的明示义务”。[13]这也同样适用于台湾问题,国际社会不得对“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台湾共和国”进行国家或政府承认。


  (四)分裂与分离分裂(Dismembration)和分离(或脱离) (Secession)概念在国际法学说里是有严格界定的。


  “如果一个国家分成两个或多个国家,而且先前的国家完全消失,那么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分裂”。发生脱离(分离)时,现存国家的一部分或者并入其他国家,或者成立独立国家“,在分离的情况下,”原先国家的领土变小,但是其法律地位依然不变“。[14]前者的例子如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后者如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并独立。但从发展顺序来看,分离侧重于反映国家一部分从主体脱离的过程,而分裂则侧重于描述原国家整体与部分间最终分离的结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方面各种分离和分裂主张大行其道,与”一个中国“事实相悖,冲撞”一个中国“原则,但并未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如政治领导人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经由‘一国两府’、‘一国两体’、‘两个中国’,最终到‘一中一台’“,呈现出从”一个中国“原则到分离、分裂主张的清晰演变脉络;而分裂的主张比较突出的是”一边一国“、”一中一台“。就大陆而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在对两岸现状的用辞上也非常严格,如1993年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称两岸”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虽然用到”分离“一词,但是指的是台湾与大陆政治上的敌对状态,绝非与中国母体的”分离“;《反分裂国家法》则彰显”分裂“不是现状,而是必须坚决反对与遏制的主张和行为。


  而这些分裂、分离主张和行为,面临国际法理约束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仅就国际法理而言,现有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均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即使对”分离“问题持比较宽容态度的国际法学者,也不能否认母国维护其主权领土的权利。如英国学者阿库斯特认为国际法”也没有任何规则禁止母国镇压分离运动,如果这个国家能够这样做的话“。而无论这种维护主权斗争的结果如何,”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来都将作为合法的而加以接受“,”只要母国仍在奋力镇压分离运动,就不能说分离一方强大到足够对它所占领土地永久地保持控制。因此,传统上,在分离运动确实获得胜利以前,各国不承认分离运动为独立国家“。[15]所以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最低限度的法理依据和考虑。


  (五)两岸”两岸“,首先可以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指大陆和台湾,其次从政治现实来看,两岸可以理解为是各自有效管辖中国一部分的政权、政治体系或政府等。”两岸“这一概念,因应两岸政治僵局与纷争,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具有”创造性模糊“的意涵,但也使得”台独“势力容易借”两岸“而”创造性“地”偷渡“其分裂或分离的企图。


  两岸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从”宪法“法理和双方各自的政治宣示上看,形成”两个主权领土重叠而水平的中国“。但深究双方依循的”宪法“和法理逻辑*,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16]而”中华民国宪法“暨”增修条文“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经一定程序,”不得变更之“,只不过为了因应政治局势的发展,将两岸定位为”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17]


  两岸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和”中华民国“在台湾。如前所述,这种主张首先就违背了”宪法逻辑“,最主要的危害是刻意模糊国家与政府的区别,主张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主权与治权互不重叠“的国家。[18]其次,这种”两国论“与国内国际政治事实不符,一个中国,从未分裂,不能因为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府或中央政府暂时不能有效完全控制其领土就认为一个中国已不存在,进而出现了”两个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一般基于有效统治,但内战结束前的个别地区抗拒中央政府管辖只是特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权在有效管辖领土和在国际交往能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已是国际主流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国的政治现实。


  因此,在法理上,两岸人民、领土并未分裂,同时两岸或至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称对两岸拥有主权,从国家构成要素来讲,当一个政府暂时不能有效控制整个领土时,国家并不停止其存在。所以,可以推论,在法理上”一个中国“一直存在,并未分裂,这是和事实相一致的。台湾也未从中国分离出去,作为国家要素之一的中央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取代是政府继承;两岸的政治定位是在”一个中国“下、在国内寻求有效统治、在国际代表权上展开竞争的两个政府或政权,大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合法性及有效性上处于压倒性优势。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


  二、两岸政治定位的方法论基础———分歧及其处理在对关涉两岸政治定位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来考察两岸政治定位分歧的内容和处理方式,同时进行两岸政治定位的方法论分析。


  (一)两岸政治定位分歧诊断两岸在政治定位上的分歧,源于或表现在对政治定位的现实认知、目标、路径及价值观等问题上的差异。


  首先,两岸对政治定位的现实认知不同。长期以来,两岸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着法理事实与政治事实认知上的落差,以致两岸各执一端,各依其理,无法妥善地按照现行的国际法和政治学学理来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因而衍生出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大陆方面认为, 1949年后,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中央政府在国内法、国际法上相继丧失代表中国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而代之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认为,”中华民国“是主权及于全中国、治权限于台澎金马的主权”独立“国家,或”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进党一般强调台湾是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主权”独立“国家;他们先后以”一国两府“、”对等的政治实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个中国“、”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等定位来描述两岸现状。


  其次,两岸对于政治定位要达致的目标不同。两岸政治定位着眼于未来,存在着是走向和平统一、维持现状还是逐渐分离等最终目标追求上的分歧。


  对大陆来说,若能将双方的政治定位规范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即使离统一目标的路程尚有一段距离,但是能把台湾与独立的方向区隔起来,奠定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将是在”防独促统“上迈出的重要一步。[19]在台湾方面来说,近20年来他们在”两岸定位“与”未来走向“上的主张本身就可以作为”拒谈“、”拒统“的武器;台湾在两岸政治定位上也一直期望达到与大陆”对等“的目标,强调”对等“政治定位下的尊严、安全,认为”一国两制“是”矮化“台湾,而对于”对等“后的两岸未来走向则存在较大分歧,如所谓”以统一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或通过两岸政治定位达到长期维持现状,即两岸”不统“、”不独“、”不武“,或者通过两岸政治定位彰显台湾主体性,追求”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目标。


  第三,两岸对于政治定位的路径不同。这个方面的分歧较多,包括要不要以”一个中国“为前提,是否要走”先分后统“的道路,最终的相互定位是”承认“还是”互不否认“,以及定位本身的工具性考虑等。


  就大陆而言,在”原则“问题与对方达成一致,是两岸定位的主要标的。”一个中国“、两岸共同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是务必坚守的原则。对大陆而言,两岸的政治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策略和次要目标,在”一中原则“下的两岸政治定位可以适当保留弹性空间。台湾方面则认为,由于自身在两岸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多倾向于战术思考而非长远的战略规划,希望通过”事务协商、政策对话、政治谈判“三个层次的交互运用,透过循序渐进方式,累积互信,奠定良性的互动基础,再去解决两岸定位等高分歧性政治问题,也希望借此拉长时间、和平共存;并诉诸民主与程序,两岸任何协议以及现状的变动,都必须符合法规,并经过民主机制的认可。因此,对于两岸政治定位的考虑一方面较多地基于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将是渐进发展,先为未来两岸权力结构变化积累资本,再去解决政治定位问题。[20]


  第四,两岸关于政治定位的价值观念不同。两岸定位的分歧也会产生于价值观方面,如大陆较多地考虑民族感情、爱国热情及”大一统“观念,表现在大陆人民对中国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珍惜,连同对分裂势力及其外国干涉力量的愤慨,构成大陆人民在台湾问题上根本的思想感情,成为对台政策的支持力量,形成两岸政治定位的软环境;而台湾强调台湾优先和主体性,在分裂势力的操弄下,将本土化意识泛政治化,把”民主“、”民意“导向”民粹“化,影响着台湾方面在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上的走向。此外,两岸对谈判中的诚意、互信、公正、对等的重视程度,两岸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歧异及政治文化结构性的差异等也会影响到两岸对政治定位的认知与追求。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以为两岸政治定位方案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兼顾事实与情感,在可持续地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和尊重台湾人民的感受,协调两岸,有效性与合法性并重。


  (二)两岸政治定位分歧的处理实践两岸在互动过程中对于政治定位分歧的处理方法及效果,也是影响两岸交流、互信、和平的重要因素。结合历史和实际,对于两岸交流互动中涉及到的两岸政治定位分歧的处理大致有几个方向:


  第一,避免分歧。两岸间某些层面的交流互动,本身可能并不涉及两岸政治定位的问题,也就不会存在分歧与冲突。然而更多情况下,两岸往往通过谨慎的主动选择,回避分歧,不触及那些可能破坏交流互信乃至进程的问题,因为”实在太敏感,很难予以解决“,不去探讨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这也是两岸关系上”政冷经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体现在两岸协商上就是先谈分歧性小、容易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先经济、后政治“。这种方法在解决事务性的问题上较为有效,但过去的经验证明,即便是事务性、功能性商谈,只要涉及到公权力,更进一步的交流合作往往受阻于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模糊不清;同时这也只是对现状的迁就,缺乏创造力和规范性。两岸在政治定位问题上不应回避责任,而是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分歧,推动两岸互动向更高层次发展,进一步建构共同的规则和制度。


  第二,压制分歧。双方知道某些分歧的过度坚持会产生更多的纠纷与不和,影响未来进程及创造性,双方可能会达成默契,掩盖分歧,或采取”创造性模糊“,强调共识、互信并面向未来。从当前两岸的情势来看,”搁置争议“成为双方达成默契的灵活策略,即可能将两岸政治定位的分歧压制和搁置。两岸采用了较具模糊空间的”九二共识“,为彼此留下更广阔的弹性空间。”九二共识“的”一中“是双方的交集,但”一个中国“的政治意涵,是两岸最大的政治分歧,两岸都能认识到,如果彼此过于”强加于人“,只能分道扬镳,因此,”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双方可以不涉及或先搁置不谈。这种处理方法比较适宜于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压制的分歧和并行的其他任务关联性不大;另一种是双方所关心的是取得短期内的目标,而分歧却与长远的问题有关。结合现实及和平协商的考量来看,压制分歧或”搁置争议“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可取性。


  但这实质上是一种”隐性安排“,两岸交流与共存发展台面上不谈及两岸政治定位,但两岸面临的各种问题和任务却和政治定位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是由暗藏在两岸互动表面之下、各自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原则和立场所指引。隐性安排极易在压抑的气氛中发展,如果两岸关系不能向积极方向发展,潜在分歧、相应的挫折感和敌对情绪会随着互动的深入越积越深,可能最终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迸发,进而消解两岸发展中积累的互信基础和和平资本。


  第三,将分歧演化为争论。即两岸在政治定位问题上将分歧由潜在演化为公开,无论是由于双方积极地还是被动地到达这一境地。可以想象得到,一旦公开进入政治定位的争论与喊话,宣示观点、立场,双方会以己方的利益来比对对方的倡议,双方将隐性安排下的两岸定位立场转为公开;或者一开始就摆明己方的两岸关系发展原则,设定先决条件。这样做容易让彼此明了是什么问题令两岸产生分歧以及分歧的程度;两岸间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是什么,以及彼此的作用和责任有哪些,通过观照对方相反意见时考虑自身的想法和所持立场。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两岸已经建立起相当的互信、双方有强烈的解决问题意识或者有协调者存在的情况下,但是争论和冲突容易导致得不偿失,形成”零和博弈“,而且冲突的后果和不良影响直接扩散到整个政治领域,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处境尴尬、立场后退。


  第四,转分歧为创造力,化歧见为共识。当双方认为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时,把平等协商作为问题解决机制时,分歧可以有助于双方更清楚、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通过对话而非自说自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与第三种方法相比,更侧重于”共创双赢“,而非”你死我活“,注重把分歧看做是相互充实而非相互对立,在两岸政治定位上,本着”共享“、”平等“、”包容“及”妥协“的精神,求同存异,寻求调适之道。这种方法能否奏效,除了建立在两岸互信的基础上,更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充分发挥两岸人民的智慧。当然也可以通过在第三轨道争论的基础上,借助于非官方讨论,”能提供一种正式场合所无法达到的自由度,而这种自由反过来又给双方提供一个机遇“,使之得以研究冲突的根源和双方在冲突中的潜在需求,争论与冲突的影响力也不会直接冲击政治现实,”避开公众的目光来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认清改善关系的障碍,并讨论一些尚未列入官方议事日程的问题“,对各种方案进行可接受性与可行性评估,”把冲突变成双方能够合作解决的共同问题“。[21]


  在”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大方针指导下,鉴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历史和交流协商的经验,一个能为双方所接受的两岸政治定位对于两岸发展、统一之路至关重要,思考两岸政治定位不仅是两岸交往、协商中确定立场的必要工作,更是两岸关系长程规划的前奏。如何使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由分歧走向调和和创新,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三、两岸政治定位方案刍议两岸政治定位,必须基于”一个中国“的框架,本着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精神,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共存共荣,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可接受性与可行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符合政治现实和法理规范并面向未来、双赢的定位方案。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对于”九二共识“及”中华民国宪法“的坚持,使得两岸对于”一个中国“的争论,不再是原则之争,而重回意涵之争。因此,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并探讨其意涵出发,确立具有可接受性的两岸政治定位方案是可能的。


  (一)两岸”一个中国“意涵的认知同异一个中国的事实和法理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至少在1949年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两岸在政治宣示上都承认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两岸双方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存在着对抗性的不同解释,但这一对抗仅限于‘政府合法性’的分歧。双方对于‘一个中国’概念所指涉的‘人民’、‘领土’的对象范围完全重叠,而且双方对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之一部分’、‘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台湾独立’的原则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22]后来虽然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和陈水扁时期,台湾方面的政治人物作出诸多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宣示和动作,但”中华民国宪法“对台湾方面从法理上形成约束,一直稳固着”一个中国“架构;”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国’,从未分裂为两个中国“。[23]但是要确立能为两岸接受的两岸政治定位,必须要考察各方对这个基本事实的看法,进而做好对两岸的说服工作,将”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建构为人们认同的”社会事实“。


  台湾学者魏镛检视了台湾地区学者专家所提出的各种两岸互动模式,并根据所收集的历史、地理、经贸、法律及调查性资料加以验证,对两岸关系提出了较具代表性的系统看法:”目前的现状不是两岸分开成两个国家,而是中国历史上分合之一环,处在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在这两个政治体系之间,没有所谓主权问题,台海两岸共享一个中国主权、各享对其控制地区事实上的治权“。[24]


  这大致能够反映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的认知,当然也是较能为台湾各界接受的”一个中国“,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治体系“。同时台湾方面所遵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固有疆域包括大陆和台湾,而台湾的现状则是”中华民国“属下的”自由地区“,而非”主权独立“的国家。


  大陆对”一个中国“的表述,在1993年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中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此后最显着的变化是由老三段论到新三段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容分割“,并强调”一个中国是两岸能够接受的最大共同点“。而”新三段论“中”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表述,则较强调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下面对”中国“时相互的位阶平等的关系。


  就两岸两会多年来的对话和磋商实践来看,大陆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从来没有在两岸之间讲”谁代表一个中国“。[25]


  马英九当局对于”九二共识“及”中华民国宪法“的坚持,从法理上宣示了中国领土主权的未分裂和完整,这一点和大陆的”一个中国“有交集,并宣称反对”两国论“和法理”台独“,应该说”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保障;但其强调”各表“,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可以认为两岸在”一个中国“的意涵上存在分歧。而结合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和坚持,”一个中国“的意涵之争及解决实际上也要回到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上来。


  (二)对于两岸政治定位的建议根据两岸对”一个中国“的理解,进而可以分析两岸政治定位。首先两岸均为”一个中国“下的政治体系或政治实体,这一点应该能为双方所接受。而分歧和争议的关键在于这两个政治体系到底是什么、其相互间关系如何,以及在国际法上或国际间如何定位。前两个问题是两岸间,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国际层次。所以,一个能为两岸接受的结构性政治定位应该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两个层次展开探讨。


  第一,两岸是”一个中国“下彼此竞争的两个政权。两岸的两个政治体系是什么?各种主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国家和政府或政权。定位为地区的,如按照台湾所遵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宪法“上的”自由地区“与法律上的”台湾地区“;[26]主张国家的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政府如”一国两府“、”一国两治“、”一国两制“。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宣称两岸”既非一边一国,也不是两个国家“,两岸属”一中两区“; 2005年底称”中华民国“为”政治实体“,两岸是”一中架构下的政治伙伴“。大陆方面则认为,台湾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地方当局,同时主张两岸的政治谈判不用中央与地方的形式。


  事实上困扰两岸多年的”一个中国“及统”独“争议,大部分是因为对”国家“和”政府“等基本概念的混淆而引起的,这些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辨析。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建立一个新国家?或只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一个新政府?[27]这是政府间继承的关系,1971年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代表并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代表权,正说明这一点。因此,两岸定位不能上升到国与国层次,”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台湾“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政府“也不是”在台湾“的国家的政府,这一点也可从国际上无”双重承认“而得以佐证,而”中华民国“最多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一个仅有局部统治权的政府“。[28]两岸目前各自的宪法法理都否定了大陆和台湾的”国与国“的定位。大陆和台湾是中国内部、在两岸间彼此竞争、各自有效管辖中国一部分的两个政治体系或政府、政权,但目前国际主流社会一边倒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法上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也是为什么以”两个国家“为内容的”两德模式“等不能适用于两岸政治定位的原因之一。


  第二,两岸是一种平等、甚至在两岸间政权层次对等的关系。两岸间的关系是什么?从法理上讲,一个中国下的两个政治体系间的关系不适用于国际法,而应由双方的协议及内部法律来处理彼此间关系;延续过去中国境内各政治体系相处的一贯原则,两岸均应继续维持及发扬中华文化,并共同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基于中国境内不同政治体共存的经验,未来两岸关系既非国际关系,也非纯粹国内关系,而系中国境内两个政治实体有效统治区域之特殊关系。[29]因此,规范两岸关系,不用国际法,而是基于两岸各方之”国内“法,用双方之特殊协定来约束。


  在两岸地位问题上,台湾方面一直强调对等,而大陆方面则是强调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1981年9月30日”叶九条“第一条建议:”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虽然明言是”两党谈判“,但却提到”对等“的原则。


  1998年陈云林呼吁,两岸谈判”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的平等谈判,不用中央对地方的名义“,”不存在什么‘陷阱’“。[30]而由”江八点“到”十六大“报告则强调,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


  其实,结合两岸关系的历史和和平统一的战略,只要确立”一个中国“原则,不扩散到国际间并造成”双重主权“,两岸间的对等精神有利于改善两岸关系。因为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方针下,两岸分歧的解决需要两岸的一致同意或默许,各方均有一票否决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岸在”一个中国“内是平等对称的。


  当然这种对等是严格限定于两岸间政权层次的,”对等“的适用范围不能无限拓展,其概念和内涵也不能随意引申。首先不能超越两岸间,因为在国际层次,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并获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的中国则是国际政治现实。其次,”对等“不能超越政权的层次,否则就会导致”一中两国“,如”一国两区“、”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在不涉及政治和法律属性及相互间位阶的情况下,应该说只是一种对两岸现实的客观描述,但如果在”两区“、”两体“中加上”对等“位阶,再借助于”两区“、”两体“偷渡国家的内涵,”于是由‘一国两体’自然可以得出在一个中国内存在着两个国家的推论“。[31]


  第三,两岸政权对中国的国际代表权互补。两岸在国际上的定位,是两岸政治定位的重点与难点。台湾方面强调所谓”内外一致与两岸对等,而其关键就在于不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32]如果在国际社会追求两岸对等,将”中华民国(在台湾)“定位为国家,就容易造成”两个中国“,如果定位为政府,则是追求”双重承认“,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代表政府的国际规范,也造成两岸在国际上恶性竞争,虚耗资源。大陆对这些”外交“活动的反对,是在台湾冲撞”一个中国“底线及现有国际法规则的情势下的防御行为。


  从两岸和平发展,并走向和平统一的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定位在国际层面的恰当弹性处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最终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明确地表示自身是代表中国的政府,而非无条件等同于中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未来的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可以商谈。从”宪法法理“和国际交往实际来看,目前双方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各自在国际上维持”一个中国“的架构,并且分别得到相应国家的”排他性承认“[33]。迄今为止台湾方面的所有”邦交国“都是与”中华民国“建交,而非与”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台湾共和国“建交,而在大陆方面国际代表权未及的场合,台湾方面在法理上发挥着代表中国的功能,两岸政权对于中国的国际代表权实质上形成了一种不同时在场的互补关系,这也是两岸协商的现实基础。因此,两岸政治定位在国际层次,应考虑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法理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转化这种”零和竞争“的影响。衡诸两岸的主张,在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国际代表权由”恶性竞争“走向”合二为一“,两岸平等协商,考虑共享、配置与两个政权相称的中国代表权,也能让”中华民国政府“之部分中国代表权的适度可见,应是解决两岸政治定位在国际层面的可探讨的一个方向。


  因此,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两岸应理性而自信地直面两岸的政治难题,”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中国代表权互补“可能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两岸政治定位的底线。在”一个中国“原则确立后,”一个中国“意涵的分歧焦点在于:台湾方面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大陆则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秉持妥协、双赢的精神,大陆承认双方在两岸间政权层面的平等甚至对等定位,而台湾则由有违国际规范和实际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主权”独立“国家诉求转换到追求部分代表中国的自我定位,经由两岸的协商调和,可能达到两个政权在中国代表权上的融合,进而增加”两个主权领土重叠而水平的中国“到”两个主权领土宣示重叠的政权“,再到”一个主权领土重合为一的中国“过渡的可能性。


  四、结 语总之, 1949年的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政权更迭,属于政府继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同一性和连续性未受影响,国际社会对两岸政权承认的变迁转换是对这一事实的逐步确认。两岸是在”一个中国“下、在国内有效统治、国际代表权上展开竞争的两个政权,大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合法性及有效性上处于竞争优势。


  而两岸交流互动及政治僵局的化解,必然涉及到两岸政治定位。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两岸定位解决方案,反映了两岸和平协商日趋成熟及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稳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中国代表权互补“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两岸政治定位方案选择,使”一个中国“原则得以保障,台湾获得了相称的地位,对外有适当的国际空间;也将更好地解决两岸在”一个中国“意涵上的分歧,有利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海峡局势趋于稳定,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走向统一。


  注释:


  [ 1 ]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35页。


  [ 2 ] [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朱奇武、余叔通、周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第62—63页; [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WolfgangGrafVitzthum)主编:《国际法》,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年, 235—236页。


  [ 3 ]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平时法·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96—97页; [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年,第82—83页; [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第63页。


  [ 4 ] [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年,第82—86页。


  [ 5 ] [ 6 ] [15] [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第62—63页, 66页, 62—63页。


  [ 7 ]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平时法·第二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69页, 93页。


  [ 8 ] [美]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年,第346页, 222页, 219页。


  [ 9 ] [10] [12] [澳]阿尔弗雷德·菲德罗斯等:《国际法》,上册,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300页,305页, 297—298页。


  [11] [13]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平时法·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5页, 114页。


  [14] [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WolfgangGrafVitzthum)主编:《国际法》,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网址: http: //www. gov. 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 htm,查阅时间: 2008年6月17日。


  [17]台湾”立法院“法律系统:”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网址: http: //lis. ly. gov. tw,查阅时间: 2008年6月17日。


  [18] [31]王升:《李登辉关于两岸关系定位的主张之演变》,《台湾研究》, 1994年第3期。


  [19] [26]邵宗海:《两岸协商与谈判》,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第109页, 156—157页。


  [20]张执中:《两岸对政治谈判的评估及因应策略分析》,《问题与研究》,第41卷,第1期, 2002年。


  [21] [美]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37页。


  [22]刘国深:《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台湾研究集刊》, 1999年第1期。


  [23] [27]徐庆雄:《中华民国如何成为国家》,”序“,台北:前卫出版社, 2001年,第2页, 3页。


  [24] [29]魏镛:《迈向民族内共同体:台海两岸互动模式之建构、发展与检验》,《中国大陆研究》,第45卷,第5期,2002年。


  [25]许世铨:《十年观察:激荡中的台湾问题》,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年,第252页。


  [28]苏永钦:《自我表白重于外交突破》,见《走向宪政主义》,台北:联经出版社, 1994年,第413页。


  [30]陈云林:《发展两岸关系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两岸关系》,总第7期, 1998年。


  [32]戴东清:《一个中国内外有别对台湾之适用性的探讨》,《中国大陆研究》,第44卷,第6期, 2001年。


  [33]刘国深:《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理论参考》, 2003年第12期。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来源: 《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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