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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中共的生命力(2)

发布时间:2012-12-29 09:43 作者:李世默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以一组浮雕展示了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历史上顽强拼搏,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按照常理推测,既然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么纪念碑的浮雕主题自然应该首先强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如马克思创作的《共产党宣言》,或者1921年中共建党。但事实并非如此,浮雕的开篇主题是1839年的“虎门销烟”,当时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焚毁了没收来的英商走私鸦片,英国借机对华开战,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向英国割地赔款求和,中华民族从此陷入“百年国耻”。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遭受了无数次入侵、战乱和饥荒,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迎来众所周知的历史性转折。一直到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旧是中国最神圣的公共地标,充分彰显着中共建国的道德权威。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共的宗旨就一直是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是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以此为起点,中共吸纳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式共产主义,而更多契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儒家平等主义诉求。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为现代化的诉求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一起构成了中共深深植根民心的道德合法性,这绝非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政绩合法性”所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就不难理解,在中共执政以来的63年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极为困难的历史阶段,包括灾难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体包括中下层也从未对中共失去信任。这种信任使中共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反思调整,开展自我革新。从高速的经济增长到成功的太空探索,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无一不使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未来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共获得的政治支持只会水涨船高。


  当然,为了保持政治稳定,中共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压制措施。因此,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坚持认为,镇压就是中共得以实行统治的真正力量。他们指出中国实行的严格审查制度、对异议人士采取的打压举措,并对此进行批评。他们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其实中共清楚知道,压制不是巩固执政地位之道,并务实地采取了更巧妙的遏制策略。具体而言,就是允许并保障绝大多数民众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的中国民众,要比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享有更多的自由,大部分人可以自由生活、自主择业、自行创业,在海内外自由旅行,在网上公开批评政府而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与此同时,政府坚决打击极少数旨在颠覆中共政权的政治反对人士。众所周知,近十年来网络、报刊上对政府的批评呈爆发式增长,对此政府并未严厉打压;全国各地因政策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每年多达数万起,但基本上都以和平方式平息。然而,政府对于旨在推翻现有政治制度的极少数人绝不会稍有容情,比如激进的刘晓波鼓吹终结中共执政地位,结果就被重判入狱。


  当然,中共的执政地位并非高枕无忧。当下,腐败猖獗对中共的声誉构成巨大损坏。实际上,与其说腐败是中国政治制度自身固有的问题,不如说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副产品。一个半世纪前,当美国经历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急剧扩张时,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程度比今日中国更甚。就当代的横向比较而言,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位居第75位,且呈逐年上升之势,排名高于很多实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制国家,譬如希腊(第80位)、印度(第95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并列第100位)、菲律宾(第129位)。可见,中共的腐败问题远非无可救药,而且依托民众对中共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完全有时间和机会从容应对这一艰巨挑战。


  龙的时代


  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领导集体将在未来十年中领导中国。这十年中,中国将面临重重挑战,而中共自我改革的适应能力、选贤任能的组织制度、深植民心的执政合法性,将成为其战胜各种挑战的坚强依托。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势头令人不安,但这一现象更多属于正常的经济周期,并不意味中国经济遭遇到结构性瓶颈。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由于城镇化和创业型经济的助力,中国经济良好的增长态势将至少再保持一代人。1990年,只有25%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今天这一人数已超过半数,增至51%,并有望在2040年前达到75%。这意味着中国将有近10亿城市人口,产生对新建道路、住房、供能、通讯基础设施等的极大需求。即使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产生暂时性泡沫,也会被巨大的需求消化掉。事实上,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使决策层必须保持甚至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以及新增城市人口的生产和消费能力,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共的政治权威,以及卓越的政策制定和施行能力,将为中国成功实现这一历史跨越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创业型经济将帮助中国克服其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痼疾。在中国外部,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人民币升值,正逐渐挤压中国的出口。在中国国内,沿海工业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的价格优势。但是,这些问题会在市场中自然消化。毕竟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靠政府高层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培育了一大批活跃的私营企业扎实干出来的。在沿海地区,许多企业的业务正迅速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一些低端制造业开始从沿海向内地迁移,以有效控制劳动力成本,这正好契合了中西部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创新的思路。


  中国的创业型新经济更是朝气蓬勃,将继续推动整体经济的高速度和高质量的发展。近年来,无数互联网创业者从零开始,打造全球网络经济的领头羊企业,仅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就在短短几年里创造了上百万的就业和从商机会。


  确实,十八大后,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例如,在某些领域,国有企业过于膨胀,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导致经济活力下降。政府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并在酝酿出台硬性要求国有企业向股东分红和其它限制横向扩张的调整性政策。止步不前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有望重启,或将涵盖利率市场化和发展中小型私营金融机构。这将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激活信贷市场。上述种种举措,都将大大有利于资本向产业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日趋开放,社会政策方面也需适时调整。在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决策者可能会双管齐下。首先,中共将致力于增强包容性,江泽民时期开启的吸纳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的思路有望继续延续。其次,中共将尝试让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福利管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将出现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令西方人士大跌眼镜的是,新出现的中产阶层并不追求抽象的政治诉求,而是十分关注切实的“民生”问题。要应对如此多的新问题,单靠政府包打天下恐怕不行。因此,向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放医疗、教育服务领域,就成为一举两得的政策选项。据说广东已经率先开展类似试点。


  腐败无疑是最难攻克的关口。近年来,中共一些高级干部的亲属利用其政治影响建立关系网络,以谋取商业利益。从高层到地方,都有政经精英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网,无时无刻不在损害民众对中共的合法性认同。在反腐方面,中共正逐渐摸索出新思路,并有望在换届完成后全力出击。在具体的反腐举措上,很可能是三管齐下。在当前所有的反腐机构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地位崇高,其负责人一般都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纪委权力运作在起动司法程序之前,可直接要求有腐败嫌疑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繁琐的法律障碍。近年以来,在对腐败干部的追查中,纪委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大。在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59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移送司法。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腐败问题曾是一大导火索。自此之后中共对反腐常抓不懈,当前的查处数字接近1989年前的四倍,即为最鲜明的例证。核心领导层的违法违纪问题对中共的威信损害最大,新的领导集体是否会支持中纪委打破禁忌,从顶层果断反腐,将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近年来,国有媒体和私营媒体都日趋独立,已成为政府反腐败的重要支持力量。干部的腐败行为一旦被曝光,就会在网上迅速传播,形成媒体事件。有关部门会迅速追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并发布调查结果。这是全新的现象,其中不乏争议性问题,尤其是媒体行业自身也很腐败。贿赂记者和新闻造假早已司空见惯。如果这一情形无法迅速改观,中国的媒体将很快丧失仅有的一点公信力。


  因此政府换届之后,或将从加强政治监管和法律约束,促进新兴媒体行业的发展和成熟。政府已在讨论制定有关行业法规,以保护真实、合法的新闻报道,并惩戒诽谤、不实的谣言。或许有人怀疑政府试图以此控制媒体,但更重要的是,媒体应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一个索贿和造谣事件频发的新闻媒体行业,是不可能真正遏制腐败的。


  最后,中共会在党内促进开放性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各种创新性实验的启发。党内竞争将有助于遏制党员的不当行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推行“党内民主”,支持用差额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提法在十八大上获得热烈拥护。


  凤凰涅槃


  如果十八大的战略规划能够一一落实,2012年将被后世视为世界政治史的分水岭。迄今为止,世界依旧受制于西方式选举民主的话语霸权,认为只有多党选举才能保证良治,并天生具有合法性。与中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世界正陷入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冷战结束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然大批消亡;基础设施大量失修而无人问津;政治上无论是选举还是立法,都受制于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巨额赤字和负债吞噬了未来几代人的财富,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滑态势不可避免。在大西洋彼岸,欧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迅速衰朽。至于雄心勃勃的欧洲计划,现在已无异于一条触礁搁浅的船。而在此期间,中国不仅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还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选举政治下,选出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已经困难重重,有能力的领导人若想在现有体制内有所作为,更是难于登天。即使偶尔有少数出色的领导人上台,还是免不了要面对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脚的局面,实际上是寸步难行。就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穿行往来与世界各地,鼓吹选举民主的同时,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法性正濒临破产。今年11月,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18%;对总统的支持率稍高,约为50%;甚至一直标榜政治独立的最高法院,其支持率最近也跌破了50%。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这些彷徨者来说,中国的成功无疑更具有启发性。中国的崛起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衰落,向全世界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取代西式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包装成普世通用的典范,也不会对外输出。但中国的模式足以启发各国思考,如果一国政治制度不契合本国的文化、历史条件,结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各国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灵丹妙药,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24年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预言民主将一统天下,慨叹历史从此终结,世界陷入一片静寂。现在看来,福山是杞人忧天,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


  (本文原文刊发于最新一期美国《Foreign Affairs》杂志,作者中文首发于观察者网站)


  李世默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者


来源: 《外交事务》、观察者网 | 来源日期:2013年1-2月刊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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