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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信报》三十五年

发布时间:2013-10-18 14:23 作者:林行止、安迪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林行止,香港著名报人、政经评论家。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明报晚报》和《明报》任职。1973年在香港创办《信报财经新闻》,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笔政,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著作近百册。

 
  张五常教授说《信报》是中国盘古开初以来的第一份有学术性的报章。三十五年前您创办《信报》时,心中是否有一个模式,是想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
 
  林行止:张教授说话素有语惊四座的本事,那意味当中难免会有夸张之词。
 
  当年主理《信报》编务,我很注重经济学界的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报道西方经济学界动态,推介他们研究的命题,那些只在学报出现的论文题材,我们都乐于涉猎,种下《信报》薄有学术性质的印象。
 
  《信报》内容向以金融经济为主,读者对象除了投资者、生意人外,我们也设定了他们是珍惜时间的忙人(Anewspaperforbusinessmenandbusypeople),所以一直紧守精简报道、扼要评论的路线。《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是我经常阅读的报刊,当中自有可供借鉴,给我以种种启发的特色,可却并非当初追求并加效法的模式。两份报刊之成功,大家有目共睹,正是珠玉在前,《信报》若加仿效,再真切,也是抄袭赝品,没有本身的生命;加上文人办报要自知量力,从来不敢忘记小本经营的局限,哪来模仿英美两家百年老店的财力和物力?硬是有样学样,一是没本钱,二是无胜算,所以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办成《华》、《金》模式。
 
  立足香港,《信报》虽然在内地也有一些读者,可是要到内地省市发行,恐怕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成事;说我们早便立定主意把它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那与实际岂不太有距离!到今天为止,《信报财经新闻》仍然只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里一份尊重知识、重视思想、内容专攻经济金融政治文化、形象正派的报纸。
 
  《信报》创刊的1973年,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信报》对三十五年来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甚么作用?
 
  林行止:当时香港仍是受制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一个以轻工业出口为主导的商埠,政经势力主要集中在只占人口不足五个百分点的洋人手里;中英文报刊的格局路线,大异其趣。那时中文报刊的经济新闻,多数局限在船期货运和商品报价等等与贸易相关的讯息上,没有甚么深入的财经信息和形势分析。
 
  远东证券交易所(1969年)与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的相继成立,二者为香港华商提供了远较过去容易的集资渠道;华商势力崛兴的趋势,使向来垄断香港政经实力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视若无睹。而华商的乘势而起也须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经验,广纳中外见识;《信报》从开始便以香港整体发展为出发点,立意突破华洋势力不相闻问的隔阂。
 
  《信报》创刊时,宣传开销少之又少,当中很大一笔用在《南华早报》(香港最畅销的英文报章)的广告上,那广告的标语是:“WanttoknowwhattheChinesethink?ReadChineseorhireatranslator……”,翻成中文是“想知道中国人的想法?阅读中文或聘请一名翻译——请订阅七月三日创刊的信报财经新闻!”当时《信报》除了侧重提供企业经营和个人投资的财务信息外,也有颇大篇幅报道传统华商势力范围以外的商情洋务,访问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不少洋人机构和政府机关后来都有专人翻译《信报》及其他中文报刊的信息评论供员工知晓。《信报》也有长时间聘请洋人当记者的记录,对同期的中文报刊而言,也是新鲜事。
 
  三十多年前香港华人另有今人或许不甚理解的现象,就是商人地位不高,很多人对锱铢必计的生意经营仍有嫌其铜臭的残余头巾气。《信报》推举商人的社会价值,对工业家的心力识见尤其敬重,指出他们对就业和提高社群生活质素方面大有功劳,政府应该带头正视并加表扬,这种针对当时商人未能得到适当尊重的论调,很快便使《信报》被人划为专替商人说话、偏帮商人利益的“生意人报纸”。不过同时间,我们的副刊内容却被客观认同为最具文化气息且有水平,于是我们又有一帮来自学术文化界别、标榜自己只看副刊、不看财经版的读者。
 
  《信报》之前,香港中文报章并不注重个人理财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由于认识到个人理财得当是独立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独立人格则是彰显自由选择可贵的根本,所以自创刊之始,便在投资学上重下工夫,向读者推介各种分析股票的方法和评估走势的图表技术;在公司数据可以发挥参考作用的基础上,我们不鼓励听取贴士的轻率“投机”,鼓吹透过研究、经过计划思量的慎重“投资”。
 
  时移势易,三十多年过去,香港仍然不失为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不过外商权势明显消退,本地政商势力全面抬头,香港亦从一个相对朴实的出口主导商埠,变身为流金耀眼、甚么都是钱作怪的金融重镇,个中进退得失,《信报》不但经历其中,且有参与的角色,作用多大,影响多深,当事人说不上来,旁观的,也许看得比较客观。
 
  您一直坚持文人办报的传统。作为一份经济评论的报纸,不可避免地要与政界、商界发生关系,而这个又会影响报纸的经营。您是如何处理与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
 
  林行止:文人办报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只知道从开始办报至今的几十年间,完全无意卸下文人写作不辍的职分。
 
  一份报纸的影响力有多深,其受地域、民风、语言的限制有多大,办报的人,心里没底;相比之下,文人因为相信文字而透过文字发挥或多或少的影响力,那份执著倒易使自己感觉踏实。
 
  如你所言,长期撰写评论,不免会有政商人士的约会;由于自己生性内向,不擅交际,所以总是尽量推辞,或由同事代表应约。出于人有见面之情的考虑,而评论时事、针砭时弊却要有立足于客观理性的基础,为免人情瓜葛妨碍判断,我与权贵一向没甚交往;偶有回避不了的接触,也会提醒自己,当权在位者永远不会把传媒人当为朋友,而传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与他们攀交论道,当中那份自我疏离的寂寞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过,对于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评论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
 
  人际关系不止一端,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当了权、上了位,下笔议论便会为力求客观而倍感艰难,为了大家好,稍为疏远实有必要。所以我在新闻界数十年,政商界朋友不多,即使有,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们得势当权之时发生。
 
  须耐寂寞以外,当年主管编务,内容取舍,感性的同气相求是多数编者的自然倾向,我怕意识褊狭影响《信报》内容,所以曾有长时间刻意地不顺着个人兴趣阅读书刊,着意网罗意见不同的作者。办报于我绝非凑兴凑趣,又见一端。
 
  许多香港学人都说过,《信报》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一支笔杆子,指的就是您三十五年来从不间断的政经短评和专栏。郑树森教授说您的文章背后有两大信仰,“经济上是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政治上是独立意志、自由选择的个人主义。”
 
  林行止:从未间断写作是事实,至于说我文字背后的两大信仰,还要稍添说明。
 
  一是有关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总有若干规范和限制,没有绝对没规没矩的为所欲为;单说信奉不干预,不够清晰,所以比较认同港英时代夏鼎基爵士(先后当过香港的财政司及布政司)所说的“积极性不干预”,对市场的不干预须加上“积极性”,才算到位。简言之,就是属于市场范围的事,政府是有知觉地实行克制,非必要不会过问,却非撒手不理,只是积极地少出手。
 
  关于对我在政治上的说法,我有补充和反问——
 
  政治是众人之事,而理想的政治,往往是以谋求最大共识为取向、以最多人的利益为依皈,由此看来,独立意志与政治拉不上甚么直接的关系,只有伸延到政治言论的立场时,才有独立意志的讲究。在我来说,维护独立人格、尊重个人意愿、支持自由选择,全是做人的根本,没有的话,做人的价值便含糊了。这样的价值观到底算不算是政治倾向?中国早有“立己立人”的思想,我是更重“立己”而已,那又算不算是个人主义?
 
  最近美国发生了因次贷风暴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前不久有报纸报道,说您在经济观点上已改宗社会主义。我想听听您对美国这次经济危机的看法,以及您个人的经济观点是否发生转变。
 
  林行止: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并无改变,但是对于人们滥用市场自由不惜破坏秩序、为害公众利益而感到沮丧。美国次贷风暴所引发的世界性危机,是信贷机制给人钻空,是人们过分贪婪、公共约制相对不足而闯下的大祸。
 
  近年全球贫富两极情况严重,使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有了更深的体会,并曾发而为文,那是个人的社会意识里的一份知觉,把它看成改宗社会主义便属神经过敏,且与事实不符了。
 
  事实上,政治、经济,各有分工,观察思考相关问题数十年,服膺市场自由运作的信念依然坚定,因为从劳动回报、生产消费、求财牟利的角度看,越少政府干预的市场越富生机是不争之实,单从中国实施经济开放换来的成绩便可看个清楚。
 
  市场不是一人之功,牵涉群体运作,再自由,也要在制度和纪律之下运行,拥护市场、主张不干预的自由主义者,不是白痴地以为防止政府干预便万事大吉;他们只是认识到,为免外行领导内行,行规足够的话,便不要政令,而非要有政府政策的话,能够制约运作不致出轨的起码规限便已足够,再多的话,便会妨碍市场发展的生气。
 
  所有见用于世的理念,无论是经济或是政治方面的,未经实践之前,都有想来美好的境界,是为理想;可是一旦实行起来,往往便有不足或者过犹不及的弊端,那是现实。
 
  对于那些出于自愿,为求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人,我会肃然起敬;可是一个为求“大我”而罔顾“小我”意愿的政治制度或生活环境,便会令我不寒而栗。藉口“大我”,不守护独立人格,不尊重个人意愿,不理会自由选择,那么做人还分甚么你、我、他,还有甚么做人的趣味和意义?我不会改宗,是因为我相信,人是先要有“小我”的独立人格,其顾及“大我”的社会人格才会健全。
 
  《信报》在股权结构上已经发生变化,您和林太太也将逐渐淡出《信报》,您觉得《信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您个人又有甚么新的打算?
 
  林行止:作风是因人而异的,我和太太彻底退出报馆工作后,《信报》必定会因主事人之不同而生出种种变化,我们期待的,自然是健康茁壮的改变;其实从决定出售股权对象的那一天起,我和太太便以播下一颗种籽的心情迎接未来。
 
  我没有甚么新的打算,不拘一格的继续写作外,“行山”、旅游、看书、听音乐、玩玩乐器(背乐谱有助强化记忆力)之类的生活内容不改,但是会有调节,耆老之年,如今及时行乐与弄孙为乐的心情,已经远比写作意欲来得高涨。

来源: 东方早报 | 来源日期:2008-11-16 | 责任编辑: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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