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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流行观点的缺失

发布时间:2011-01-24 22:57 作者:孙凤武 字号: 点击:

  当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的流行观点是有缺失的,主要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和绝对化了。这里讨论这种缺失,或许对于改进理论研究和理论宣教工作,有一定的助益。


1、局限性


流行观点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却不提这一理论的局限性。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但它产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必然要受社会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刚刚完成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化,工人阶级开始觉醒起来,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有了政治斗争的性质。一方面要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不断推进自己的理论,修改了自己的一些不当的提法,而他们的学生或他们的事业继承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葛兰西、毛泽东、邓小平等,又在十九世纪末和整个二十世纪,结合时代的变化和斗争的实践,发展了他们的理论,纠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而这些学生或继承者自身,也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过失。这是十分正常的。另一方面要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而主要是社会思想领域中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可能“包括物理学”。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丰富成为可以回答一切问题的理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忽视了社会思想理论中的这样一种现象:任何时代,特别是近现代,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理论中,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属于适应并辩护当下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论,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一是属于否定并批判当下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论,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这是社会现实这一有机体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动性这两种属性的反映,因而都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只要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两者的存在都不但是必然的和合理的,而且具有各自的社会功能。前者对于巩固和保存既有的文明成果,对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稳步发展是有益的,而后者对于超越和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对于社会生活的突飞猛进和迅速发展是有益的。应当克服长期以来在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中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保守不对、不好,革命正确、最好。在某一社会需要变革,不变革就不能使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奉行保守主义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在某一社会需要稳定,不稳定就不能使社会正常发展的时期,奉行革命主义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难怪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改良主义”的同时,批评了“革命主义”。


2、叙述框架


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时所有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是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正因此,同样属于变革型理论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普鲁东的经济社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等派别的影响,较早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舞台上被淡忘了。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又比那些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诸多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要科学和正确。因为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阶级斗争已经广泛开展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提到了历史的日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不久,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地爆发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使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一些先进的人们,包括众多国家的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纷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三次重大选择的成果,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瑞典1932年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中国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这个时代是列宁和斯大林较为正确称作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先进的人们在众多的社会思想理论中,选择了做为变革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和发达国家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世界潮流便在整体上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逐渐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不以任何集团和政党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从总体来说,越来越显出某种不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及时调整既有的叙述框架,便会陷于被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前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剧变及其领导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下台和瓦解,注意到中国在“文革”及其以前十年间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灾难,但常把这种情况单纯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却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属于变革型而带来的某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里,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很明显,不能适时地、正确地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陷入了革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遭到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流行观点在专论马克思主义时,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不同遭遇,特别是在下半叶遭到的重大挫折这一事实,只在那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正确,便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貌及其命运做出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流行观点谈到在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学者乃至民众仍对马克思本人十分尊重,对马克思主义仍有较高评价,这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能由此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是符合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上,即使一些要求“回到马克思”的学者,也普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评,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性的结论。


3、兼容并包


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变革型,但因其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必然会使它含有科学的保守因素,即正确地论述到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相对平静、稳定的方面。善于继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浩繁的书籍、文章和信件中,发掘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党和国家至今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深层原因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理论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不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中,都去探索其中的“微言大义”。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注重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即兴语言多有不确之处,一些具体论断也常有失误,即使是“基本原理”,也具有相对性和可变动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非基本原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坚持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的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但是,在邓小平理论出现后,这一基本原理已经被改变了。可见,防止和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僵化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在理论工作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凡是有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都可以经过“论证”――无穷的思辨,附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甚至称这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文本中“早已有之”的。流行观点只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促进作用,不谈其它社会思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促进作用。在指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才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形成了新的科学方法、思维方法、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即使在西方,一些著名学派,也不讳言自己的学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却不提这样的事实:一些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中吸取了营养,而不单是进行了“批判”和抵制。的确,一些理论家,特别是解放前的一些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放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有学者在“转向”后失去了应有的学术活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国外有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哲学家k·波普尔、I·拉卡托斯,社会学家A·托夫勒,看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经典的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释当代社会重大问题上显得乏力,并出现了僵化的趋向,便离开乃至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陷入了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境地,没有从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包括基于当代社会新发展和和新的科技革命而产生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派别中认真吸取其优秀成果,只是在那里盲目的拒斥和“批判”,大大减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解释力。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具有科学思想价值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在从左倾错误的困境中走出来之后,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吸取和借鉴了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才取得了今天这样历史性的进步。其中许多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原理,几乎直接运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能。如果硬是把这些原理的运用说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那就离事实过远了!


4、“一元化”


流行观点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而不能搞多元化”,指的就是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为指导。对此,人们不禁要问: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正确原理,如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即如邓小平所说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来“指导”呢?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就是因为它能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人民解放派上大用场,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政党,不应从某个“主义”或学派出发,而应从客观实际或事实出发,对既有的理论进行取舍,或创造新的理论,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正确的理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应认真吸取,并应大胆地拿来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包括了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了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正是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才在中国大地上,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功效,并还在不断地补充着、发展着、创新着,而越来越与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前者越来越高于后者。面对这一基本事实,硬说这些可以和应当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思想理论,全部属于马克思主义,无论什么样新的正确理论,都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那就过分牵强了。例如在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把已经被基本消灭的私有制“请回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但这是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因为在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宣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按:本文只对读者不易查到的引文注明出处)


流行观点所说的“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淆。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是指执政党或执政者提倡和用以引领的思想,而不是指该社会在事实上存在的流行观念,这种流行观念当然是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者未必都提倡个人主义,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等就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参考消息》,1989年1月28日、30日=),这当然不是在宣扬个人主义。美国的西点军校有“学雷锋小组”,波士顿有帮助贫困户的邻里互助组织,都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难怪一些被说成是以个人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并不低于多年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对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有必要进行辨析。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以来,个人主义(英文Individualism)指的是对个人的人身、财产、自由、名誉、奋斗等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它同自私自利(英文Selfish)不是一回事。诚然,个人主义做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有局限性的,而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张国焘和高岗两个野心家的斗争中,又逐渐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更使之在党内和群众中,名声大坏。如果恢复其原意,对于因为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而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缺少更高的“智力”的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当年恩格斯在谈到俄国落后状况时说的一句话仍是有一定意义的:“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年版第453页=)


流行观点断言“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显得有些轻率。论述问题,不能忽视历史教训,特别是刚刚发生过的重大教训。在1957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间的中国大地上,“指导思想一元化”可谓达到了极致。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政治犯罪乃至刑事犯罪。主流话语尽管也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将其解释为“放马克思主义鲜花,灭反马克思主义毒草”。其间的“文革”十年,在文坛上百花凋零,百家齐瘖的景象,对于亲临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无不记忆犹新。只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文艺界和理论界才开始繁荣起来。但主流话语对所谓“指导思想一元化”所做的解读,往往带来不利的后果。流行观点把“百花”、“百家”解释成“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允许”的各派,那么,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不在“允许”之列吗?


5、真理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是任何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乃至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所共同具有的,而这是与科学理论――真理的本性直接相关的。什么是真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除了古代某些神秘主义者,近代某些唯我主义者和当代某些企图消解真理的后现代主义者外,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事物、对象、属性、关系的如实反映,或如国内流行说法那样,是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显然,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存在,一是人的主观,真理就其内容来说是客观的,而就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真理就是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客观存在”具有丰富的规定性,甚至具有无穷无尽的属性,而“人的主观”也是复杂的,甚至是无限的。人在反映客观存在时,总是在特定时空的实践中进行的。即使反映得正确,也必然带有人的主观印迹,从而使这种“正确反映”带有某种不确定性。这样,任何真理都不会是完满的。黑格尔在构建自己的辩证哲学体系之初,就注意把真理既表述为“实体”,又表述为“主体”(《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0页=)后来他又指明,人通过认识活动,对“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2页=)据此,他认为真理总是有缺陷的。在一次讲演中,他明确地说:“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不真的真理。”(《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页=)马克思早年就注意把客观事物不但理解为认识的对象,而且理解为“欲望的对象”和“需要的对象”。他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客观事物“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观(引者按:亦可译为主体)方面去理解”。为了说明真理总是人的真理,恩格斯还举例说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的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告诉人们,只要知道光线在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也就够了。真理总是具有“属人性”,特别是对人的功利性的,超越这种“属人性”、“功利性”的绝对客观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列宁就多次引述过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一句谚语: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从真理的客观性、实在性出发,可以直接导出真理的绝对性,从真理的主观性、倾向性出发,可以直接导出真理的相对性。


二十世纪初叶爱因斯坦先后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给人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特别是思考“认识――理论――真理”问题以新的方法。他所做的“理想实验”表明,在接近光速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钟慢”效应和“尺缩”效应发生了。由此可见,由于认识环境和条件不同,主体(人)与客体(事物)联系的方式不同,事物对于人便会显出不同的性质和意义。也就是说,由于主体选择了不同的参考系,客体的性质便会有所不同。后来爱因斯坦明确提出:“对应于同一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5页=)而这是与人的实践需要直接相关的,即人总是从某种实践需要出发来设定观察客体的参考系的,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即使是真理,也会有不同的表述。同时,真理总是摆脱不了语言的“纠缠”的。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启示人们,任何语言符号系统虽然可以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可能做到完满的表达。摩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境说”指明了,同一概念,不但由不同的人说出,会有不同的含义(黑格尔早就讲过这一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伽达默尔揭示了,即使在同一语境中,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概念,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这种理解和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重建”和“再创造”。罗蒂在对“自然之镜”的批评中,明确指出了“把知识看作精确表象”的片面性。与此相应的是,对于同一含意,人们又常常用不同的语言和概念来表达,这就是科学哲学家奎因所说的“对同一世界的不同描述”。(《哲学译从》,1986年第1期=)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石里克曾以量子力学中的两种不同解释为例说:“海森伯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现代宇宙学似乎从宏观上揭示了这一点:“人择原理”启示了人们,宇宙总是人心目中的宇宙,人对宇宙的任何科学解释,归根结底是有利于人的。现代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似乎又从微观上证实了这一点:主体对客体的观察是一种有目的的探索行为,而不是无意的扫描,人的整个神经活动过程和心理过程都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人对同一客体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不同的结论,皆可为真。这就表明,真理既不是绝对客观的,又不是绝对不变的,在一种视域和语境中具有一元性,在另一种视域和语境中又具有多元性。


来源: 炎黄春秋刊外稿 | 来源日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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