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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发布时间:2011-05-27 14:10 作者:邓力群 字号: 点击: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


来源: 共识网书摘 | 来源日期: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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