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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虎:王岐山读《旧制度和大革命》深意何在

发布时间:2012-12-12 09:38 作者:陈虎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不久前中纪委邀请相关专家召开座谈会,探究中国反腐败大计。在这样严肃会议上,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专家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这究竟透出的是什么信号?


  据说在此前,省部级干部已受某种推导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本乃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著作,表述的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它为何被中共中央高层所重视和研读?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把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放在历史比较视野中加以剖析,重点阐述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转换裂变中的多维现象,原有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革命后的动荡反复和专制交替,社会各阶层无法压抑的怒火和意想不到的残暴斗争,也昭示了追求民主自由过程的复杂性。托克维尔某种意义是为革命辩护,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对革命的批判,他替革命申辩,革命并非大逆不道、标新立异、荒诞不经,是设法在理性、权利、人道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但同时革命的不良后果也可能带来新专制主义独裁复辟,甚至通过革命将此繁衍和恶化到一个极点。


  近代学者辜鸿铭说:“中国和法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最相似的一对,它们共有的高尚因为源于贵族精神而得以俯瞰其他诸文化”。此话似乎并不准确,中国没有法国“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革命最前列”的现象,也没有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制衡专制皇权,改良缺乏正常的通道,官逼民反和皇帝更迭反成历史常态。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的繁衍环境,经过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追求独立自由人格、坚守程序正义和真理至上者成社会稀缺。尽管经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的洗礼,但因缺了真正现代文明思想启蒙一课,重庆“唱红抹红、打黑黑打”依然存在肥沃的土壤。以“人民政权”和“人民公意”名义,不讲法制和不讲程序的剥夺个体人权以及消灭个体自由,成中国一些政治野心家屡试屡爽的祖传手段。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当下中国的时局,称之为“被逼迫深层改革前夜”恰如其分,深层改革本质是一场非暴力的革命,肤浅的改革已经用功过度和疗效尽失,更多人明白,没有深层改革无法救中国,但深层改革的共识破裂的风险仍然很高,不排除通过社会动荡方式体现其它选择可能性。


  吴敬琏先生多次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可认定为一个基本事实。从官方以往角度诠释,应对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和防止潜在隐患的突然爆发,配套的是大伤脑筋和代价高昂的“维稳”行动;从民间角度考量,痛恨腐败、抱怨不公成为共识,这是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必然反应。利益集团程序和手段的不正义谋求私利,产生了对应不良社会示范行为递延,民众被迫放弃道德底线和互助互爱,开始寻求自私自保的利益聚合,并逐渐失去耐心,不同观点理性交锋往往被谩骂污蔑所替代,不同群体的仇恨情绪引发侵犯欲望上升,“打土豪分田地”潜在恶意识也在全面沸腾,甚至渴望诞生领袖人物引领向其它群体施暴来换取改变命运的大革命。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社会动荡的危险元素,主要是缘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而形成权力运行无法无天,导致权力无边界以“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民间利益、变本加厉干预民间经济微观活动,这不仅造成广泛寻租的腐败猖獗和不正当贫富差距拉大,而且严重扼杀了经济创造动力和法制社会构造。受此影响,经济独立的中产阶级已出现破灭迹象,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加之舆论被利益集团牵制出现导向故意偏差,张冠李戴式的反改革蒙蔽转移同样屡见不鲜。给处于社会矛盾叠加、不同诉求对抗激化的中国增添了不确定阴影。如果不能靠完善制度来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思潮或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我们难以洞悉王岐山书记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深意,但基于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开局有信心,应该积极去揣度其中的深意。当前的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似曾相同之处,想来核心用意或许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告诫提示和治理借鉴,而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告诫提示一方面是针对各级官员的,当前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既任重道远又十分紧迫。稳定执政党地位和避免出现“政息人亡”,必须解决好依靠制度从严治党和执政为民问题,如果缺乏危机感,“中国式大革命”同样会在不经意中存在爆发可能性,其针革命的对象会是各级官员。因此,不让民众革官员的命,就必须统一思想,回到坚定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道路上,这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和避免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从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高调反腐和最近一批官员连续被查处,从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的八条规定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率先垂范,已出现这方面的开局信号。


  告诫提示另一方面是针对全社会的,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过充分的表现。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实行宪政民主。宪法是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即便是执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过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到降级由政治局委员担任,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行三十周年大会讲话来观察,本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在推动宪政上进行一些积极的实践尝试。


  在治理借鉴上,对于中国这样经历长期专制主义的国家,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如何不重蹈历史覆辙,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也是留给新一届中共中央巨大课题。在托克维尔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法国同样诞生过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反复申论,最重要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在第一个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斯大林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尽管毛泽东曾尖锐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事实是他又继续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


  突破一些思维定式的束缚,包括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能否被我们所用那?单纯相信政党和政府可以驾驭深层改革实现既定目标只能是一极,因为政党和政府能力本来是有限的,如果给予其无限权力,犯严重错误是必然的。放开管制让民间思想和民间监督力量发展壮大,通过启蒙明辨是非和尊崇真理,形成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党和政府互动互约,这是保障国家良性运行的另一极。但无论是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还是国家权利不受侵犯,无论是政党和政府的遵守法律,还是公民依附法制形成习惯自治,无论是各级官员履行社会公仆职责,还是人民成为社会真正主人,中国都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它需要官民的妥协,但必须坚定不移的往前行进,最起码的,深层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时间表要公示,涉及的重大问题要公开讨论。


  中国的大革命不是法国的大革命,但100多年以来几代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自由的大革命,其付出的奋斗牺牲比法国要巨大的多,遭遇挫折反复更比法国艰难的多,历史走到今天,但愿法国大革命中一些现象在中国出现,受到深层改革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推动深层改革的最前列,其实,这本应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家的神圣责任。


  我们已等不及,我们也充满期待!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12-11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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