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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发布时间:2012-08-16 10:06 作者:王健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1962年章伯钧(左)与罗隆基在一起(王健摄)


  1945年初,我在昆明读大学时经李公朴、潘大逵介绍参加民盟昆明支部(潘大逵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和李公朴住邻居),那时就认识了罗隆基,民盟支部还为罗隆基主张实行美国的民主而展开一场争论。我和罗也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但我很喜欢听他的演讲,有口才,有煽动性,敢于点名骂蒋介石独裁政府,深受广大学生们欢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应邀前往。谈判43天,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决定召开有5个方面的政治协商会议。5个方面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38名代表,民主同盟代表9名,其中有章伯钧和罗隆基。会议期间,民盟和中共曾有协定,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达成一致、互相配合。经过22天的激烈斗争,罗隆基和中共王若飞经常接触协商,罗对王极为钦佩,二人成为挚友,会外见人就谈,自己也引以为荣。政治协商最后签署了五项决议。十天后,重庆各界数千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立大会,会议开始,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大会主席团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造成“较场口血案”。罗作为民盟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0月4日,在上海举行各界5000多人的李、闻追悼会。由宋庆龄、孙科领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各界知名人士组织主席团。上海市长吴国桢为主席,沈钧儒主祭,史良、楚图南分别报告李、闻生平。讲话者有潘公展、郭沫若、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读祭文)、罗隆基,最后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代表家属致答谢辞。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罗隆基的讲话。他放弃原稿,即席有针对性地发言,他说:“民主是由坐牢、流血牺牲而得来的,这也是民主的代价……刚才潘公展先生说我们究竟要英美的抑或苏联的民主,我是研究法律的,这个我可以代表我的同志答复,他们要的是老百姓都能活命,能自力,能过人的生活。老百姓不能活,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不民主的。”他最后说:“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杀死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会场顿时群众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在会场外,邓颖超向家属表示慰问,同罗隆基紧紧握手表示敬意。我赶上前去拍照,留影纪念。


  是年冬,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民盟声明拒绝参加,我特地去访问民盟中常委沈钧儒老人,他对我谈民盟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他说民盟是“第三方面”、“中间立场”,但是真正的“中”是不存在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例如,罗隆基和张君劢都是国社党的创办人(国社党已改为民社党),罗隆基退出民社党,走向共产党,而张君劢的民社党参加了国大,走向了国民党。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寄香港《光明报》发表。


  1947年春,民盟在章伯钧家召开一届二中全会。沈老要我去帮助民盟干部作记录整理工作(当时我已在读书出版社工作,校对稿子,可以不坐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章伯钧,给我的印象是庄重沉着,分析问题有理论、有见解,是个大政治家的风度。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被迫返回延安。中共在南京、重庆、上海的办事处,委托民盟代管。民盟二中全会结束后,又要我去参加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接收工作。接收后成为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处,也是罗隆基到上海下榻之处。当时,罗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部长。因干部缺少,他要我参加宣传部工作,主要是起草反蒋、反美的宣传提纲寄给民盟各地组织。每次他到上海,我就向他请示汇报,也总看到《文汇报》著名记者浦熙修必来看他。二人过从甚密,时有绯闻,罗风流倜傥,无所顾忌。


  是年秋,民盟总部被国民党视为“非法团体”强迫宣布自动解散。这时,我已到香港。孙起孟、萨空了要我参加黄炎培创办的《国讯》月刊的编辑工作。年底,沈老和章伯钧先后化妆到达香港,各地中常委也陆续到达,共同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1948年1月,沈老和章伯钧二位常委代表中央举行三中全会,章伯钧作《政治报告》,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会议通过了《紧急声明》,否认总部解散,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会上还严肃地批判了盟内一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调整和充实民盟总部的领导机构,决定暂由沈、章二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沈、章与上海受国民党监视的张澜主席和罗隆基常委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受到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香港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联合通电响应“5·1”号召。当时,在香港中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是潘汉年和连贯,在他们的安排下,沈老和章伯钧先后乘苏联商船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我也向潘汉年提出想到解放区的要求。当时,李公朴夫人和子女、邹韬奋夫人和女儿、萨空了的两个女儿都想到解放区。潘知道我的家在天津,又是工商业者,所以他安排我们从天津走,和天津地下党接头后,由他们送我们到石家庄。10月底,我们在香港上了海轮,一切按照潘的安排行动,一路遇到一些挫折,也经几道关卡,但有惊无险。12月初就到了石家庄。经交际处安排,青年们去正定华北大学。我被调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部长是李克农,顶头上司是罗青长。工作不久,我即申请入党,后经罗青长作为介绍人我被批准入党。1949年3月25日,平津早已解放。中共中央及各机关全部开进北平,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也都到了北平,分配住进各大饭店和旅社。


  沈钧儒老人住北京饭店。他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要求调一秘书帮他工作,而且点名要我。部长李维汉找到李克农,决定派我作沈老秘书。我在李克农城里办公处住了一夜,他谆谆教导我如何作好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沈老跟党合作几十年这样的老人。我回天津两天,换了衣服,取了一些生活用品。4月中旬,我是穿着西装走进北京饭店,开始我的新生活的。


  张澜、罗隆基仍在上海,受着国民党的监视、软禁,甚至想迫害他们。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安全,直到上海解放,7月才安抵北平。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21日正式开幕,30日结束。选出国家主席、副主席,也推举出各部部长。沈老被选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老上任后,我也兼任高院的机要秘书)。章伯钧被选为国务委员兼交通部长,级别三级。罗隆基被推任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不兼部长,级别四级,这都是罗隆基最计较的事情。


  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民盟即开始筹备11月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和民盟纲领以及人事问题。民盟本来是个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团同盟,其中青年党和民社党已投靠国民党,而且“政团”二字早已取消。但与会的中委,有人脑子里政团意识并未完全清除,特别是罗隆基虽然早已退出民社党,但他又聚集一些人组织个小集团。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在会议期间于12月18日宣布自动结束,但仍有人认为“阴魂不散”。所以这次会上充分暴露出宗派情绪,特别罗隆基对章伯钧争权夺利,斤斤计较,互相唇枪舌剑,水火难容。会议开了35天。最后,周恩来讲了话,毛泽东出来邀请全体代表到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并对大家说:“一个党内有许多山头,但是要克服山头主义。没有不团结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无往而不胜。”当时,毛泽东对民盟的宗派活动和章罗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年,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认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月9日,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并修改盟章,使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最后,选出沈老为民盟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为副主席,胡愈之为秘书长。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9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八大会议,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


  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真感觉到“早春天气”已经到来了(费孝通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受到知识分子们的欢迎),但谁也不去想早春天气里还有乍暖还寒的日子。


  是年年底民盟中央决定出版《争鸣》,成立编辑部千家驹等19人的编委会,千为主编。我负责编辑部工作。先后曾登出由曾昭抡主持,有钱端升、童第周、钱学森等15人参加座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记录,和有教育部领导同志、大学校长、教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关于当前学制问题的讨论”的记录(反右斗争中,这都是被视为“章罗同盟”的黑纲领,受到批判)。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就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5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内整风指示,这是深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以毛泽东2月27日讲话为指导思想,并集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要求大家提出批评意见,并把大家的发言及时见报。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是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这就是罗隆基的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座谈会大家发言踊跃,对党政工作和干部思想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在这期间,北京一些大学学生闹事,对校党委有些做法极为不满,甚至有人言词激烈,声称驱逐校党委,使学校秩序发生混乱。民盟中央章伯钧、史良、胡愈之于6月6日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钱伟长、陶大镛、费孝通等六人(有的是大学副校长,有的是教授)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并研究民盟如何出面做学生的工作。


  我到中央统战部看到党内文件6月8日出版的《零讯》,上面登有民盟六教授的讲话,我认为这是民主人士的讲话,不属于党内机密,故抄录下来。


  “六教授会议”讲话


  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认为几个大学的问题很严重,他们一道向章伯钧报告,要民盟中央注意,要向中共反映。


  钱伟长认为现在形势到了波兰八中全会前后的阶段。清华的情况是学生在前,职工在次,老教师在后,学生想找老教师对党整风表示态度。


  费孝通说,他不敢在家里蹲,因为北大、清华学生找他,谈的话学生回去就登大字报。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2年8月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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