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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恂来:非民主政体下社会演变的历史形式

发布时间:2012-02-15 09:26 作者:董恂来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以中国为例


  本文拟将非民主政体下的民族国家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政府与社会,以分析考察其历史演变形式。


  政府特指有效垄断暴力工具、支配与控制社会资源、管理社会秩序的各级组织机构及其代理人;社会则作为政府支配与控制的对象,因而与权力精英相对分立与相互作用的存在部分;同时拟将社会分成由知识精英与基层民众组成的两个基本部分,前者指专以从事文化教育事务或专业知识性质的智力活动为生,同时具有公共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成员,后者则指主要出于维持基本生存条件需要而从事生产、服务与技艺等体力活动的普通大众。


  为便于考察非民主政体下的社会演变形式,可以根据权力集团的政治表现与行为性质,将其划分为积极谋求社会变革、消极谋求社会改良与积极抗拒社会变革三种情形。


  一、非民主政体下权力集团积极谋求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所谓积极谋求社会变革,义指权力集团或最高权力者萌生积极变革社会的高远理想或强烈愿望,并付诸实施。


  如下是三种可能情况及结果:


  (一)凭借国家强制力量强制推行某种违背民众意愿的经济社会变革。


  例子:农村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


  结果:难以持久。


  原因:违背人性与经济规律。


  (二)在民众政治诉求初露端倪之际,主动鼓励与动员其在限定条件下或设定框架内公开表达,使之由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并设法将民众的不满情绪导向某种特定的政治目标。


  例子:文化大革命。


  结果:不能持久。


  原因:难以控制。


  (三)当民众以及部分知识精英的政治诉求发展到某种相当强烈、持久的阶段之后,顺应民意,解除政治限制,开放舆论与党禁,还政于民,使社会和平发生民主转型。


  例子:蒋经国晚年统治下的台湾。


  结果:可以成功。


  原因:官民形成良性互动。


  此外,还存在一种极为罕见的特例:在民众或知识精英并无政治诉求或政治诉求极其微弱的情况下,权力集团主动放弃专制,还政于民,推行民主。不幸这种情况没有降临到中国,它只是发生于中国的近邻--不丹。


  二、非民主政体下权力集团消极谋求自我改良的可能性


  所谓消极谋求自我改良,义指权力集团虽有变革意向,也认识到需要回应某些变革吁求,但由于内部发生分歧,导致政治意志不统一,无力实施重大政治变革,只能推动有限的社会变革;或改良派虽在权力集团中占据上风,也能够采取某些重要变革措施,但由于其思想局限性较大,难以实现实质性的政治突破。


  如下是常见的两种情况:


  (一)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对变革普遍持积极态度,或持积极态度者占优势,但基层民众态度消极,未能发生参与性的动员与组织活动,基本以旁观者身份自处,则任何由权力集团与知识精英共同或其中任一方作出的变革努力,或收效甚微,或归于无效。


  例一:戊戌变法运动;


  例二:八九民主运动。


  (二)社会中的知识精英普遍持积极态度,或持积极态度者占优势,同时基层民众态度积极,自发参与乃至广泛投身于权力集团推动或许可的变革活动,则变革的阶段性目标易于达到。


  例一:改革开放运动;


  例二:废止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变革。


  以上两种情况表明,权力集团与知识精英相互合作是顺利达成变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实现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或力量在于基层民众。


  三、非民主政体下权力集团积极抗拒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所谓积极抗拒社会变革,义指权力集团因发生权力失控而造成腐败、贪婪和压榨无度,以致完全丧失民心与合法性之后,此时即使其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实行变革对于克服生存危机、摆脱统治困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由于其已经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质,它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通过自我改良实现自救的政治能力。在这种危机局面形成之后,由于主动实行重大变革比被动应付危局可能会在政治上带来更大的风险或造成更可怕的后果,抗拒变革压力与要求实际上属于符合其眼前利益的理性选择,直到后来危机全面爆发的结果迫使其垮台或发生崩溃为止。


  如下是已经出现的三种情况:


  (一)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对变革普遍持积极态度,或持积极态度者占优势,但基层民众态度消极,未能发生参与性的动员与组织活动,基本以旁观者身份自处,仅由知识精英一方作出变革努力,则其结果或收效甚微,或归于无效。


  例一:辛亥革命;


  例二:新文化运动。


  (二)基层民众广泛卷入反抗旧秩序压迫的暴力活动,并导致知识精英发生分裂,部分知识精英参与其中,加入领导或推动暴力活动的造反行列,经过或长期或短期的大规模暴力对抗与冲突后,最终成功推翻旧政权。


  例一、古代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改朝换代现象;


  例二、国共内战导致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与大陆易手。


  (三)基层民众规模性的和平抗议或示威活动已经自发涌现,同时伴以零星的个体性暴力抗争行为或破坏活动,并且在社会上呈不断蔓延和愈演愈烈之势;知识精英已经发生分裂,部分人甘冒风险公开发起签名呼吁变革,部分人暗中煽动民粹主义情绪,部分人则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为当局辩护,支持依靠暴力维护秩序稳定的高压政策。诸方僵持不下的社会局面究竟维持多久,难以预测,最终将会导致暴力冲突抑或走向和平转型,其结果取决于权力集团、知识精英和基层民众三方,随着经济社会条件与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的力量消长与关系分合。


  例子:当前。


  按照如上划分结果,即虽同属非民主政体下的权力集团行为,毛时代积极谋求社会变革,邓时代消极谋求自我改良,后邓时代则积极抗拒社会变革。此就其政治表现与行为性质而言,并不涉及各种不同情形的结果、效果或后果的评判。换言之,这种划分基于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至于如何看待非民主政体下权力集团诸阶段的政治表现,则聚讼纷纭,难于达成共识,这是价值观念分歧特别是利益关系纠葛使然。极左派完全肯定毛时代,新左派基本肯定毛时代,自由派对邓时代在经济上基本肯定而在政治上基本否定,当权派则完全坚持后邓时代;除了新左派对后邓时代持基本肯定态度,无论是极左派还是自由派,对后邓时代一致持强烈批判态度;而新左派既基本肯定毛时代,又基本肯定后邓时代,实际上属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的投机派。


  从政体演变的政治性质上看,自毛时代到邓时代及后邓时代,属于从极权主义转入专制主义,显然体现出某种进步性质;而从权力集团的政治表现与作为上看,自毛时代到邓时代及后邓时代,已从积极谋求社会变革转为消极顺应社会变革,终而积极抗拒社会变革,显示出某种反动性质。在非民主政体下,政治型态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矛盾的变化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变革自有其内在法则,一旦放松或者开启变革进程,其所带来社会发展与变化结果,最终势必导致产生某种努力脱离权力集团专制统治的社会力量,亦即同对其设法实施控制的政治企图相冲突的对立面,从而对非民主政体的存在形成巨大压力并直接构成现实威胁,结果迫使权力集团--如果它尚未认真做好思想准备以开放政治并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化转型--作出防御性的抗拒反应。


  综观以上诸种社会变革情形,不一而足,要义在于有无基层民众参与之力。诉诸民众,诚有失控之虞,文革即其一例,但其过不在驱使民众参与,而在不许民众独立思想并唆使其蔑弃文明规则。民众参与虽非促使社会变革成功之充分条件,确属必要条件。不发动民众,则事必不成,此为屡试不爽之历史经验与屡见不鲜之历史教训。有见于此,梁启超首倡“新民”说,孙中山企求“唤起民众”,新文化运动诸贤力主“改造国民性”,皆良有以也,不可因其后被人滥用之,谋求发动旨在改造人性之所谓“文化大革命”而厚诬古人。以“文革”为据,追溯祸端,以至将罪责归诸前人,而大放厥词,则大谬不然。先贤洞见,实为不刊之论。后人三思,始觉昨是今非。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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